三亚空管站领导到三沙开展综合调研及慰问疫情值守人员

为了强化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公布实施《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废止了《若干意见》。

[4]但是，裁量行为和羁束行为之间的界限是很难以严格区分的。所以，需要探讨裁量与其相关概念的联系与区分。

从武器使用的过程来看，影响警察武器使用因素可以分为动态因素和静态因素。因此，警察个体因素经常是影响武器使用裁量的最关键因素，针对高度类似的情境，不同的警察会做出相异的乃至截然相反的判断与决定，所以需要提升警察武器使用的专业素养。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相对于广播、电视和报纸等传统的信息传播形式，网络、微博、微信等一系列新媒体工具的出现，使当前的社会舆论具有即时性、多元化和复杂化等特点，非官方舆论的影响逐渐增大。裁量行为是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规定和案件事实，在法定范围内是否作出和如何作出决定的过程。（二）空间因素 空间因素对警察武器使用裁量的影响也很大。

自由裁量只有在和羁束裁量相对使用时，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泛泛而论的自由裁量是不可取的。（六）社会舆论因素 社会舆论的理性认识程度及其社会效果评价，对警察武器使用的裁量具有重要的非制度化影响。该法第3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

(43)参见江必新：《行政诉讼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前注(11)，章剑生文，第164～179页。(56)实际上，这还只是张树义教授所批评的仅以法律效果作为判断标准。(39)该书认为，以行政行为的方式方法为分类标准，可以将行政行为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这是行政行为最重要的分类之一。

(61)诡异的是，在1986～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40个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请示答复中，居然没有一则是关于抽象—具体划分问题的。(110)但是，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处于转型过程中，行政法治体系尚在建构，行政法学的本土生成刚刚起步的背景中，本文的讨论或许在规范形成方面有某种建设性作用。

(93)朱新力、宋华琳：现代行政法学的建构与政府规制研究的兴起，《法律科学》2005年第5期，第39～42页。最后一类研究，参见卢超：产权变迁、行政诉讼与科层监控——以‘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诉讼为切入，《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第786～802页。(55)宋晓辉：也谈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划分标准——兼与张树义同志商榷，《中国法学》1994年第1期，第110～111页。何海波教授的《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基于判例重新构建了行政诉讼法学体系。

(68) 四、具体—抽象框架的舍弃与释义思路的厘清 尽管进行了很多的解释上的努力，也提出了一些标准，但仍然不能令人非常满意。在行例-2-59(平湖市南市白蚁防治站诉平湖市规划与建设局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案)中，原告认为，被告的一份《通知》和一个《答复》侵犯其经营自主权，在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后，提起上诉。(103)参见赵宏：基本原则、抽象概念与法释义学——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体系化均衡，《交大法学》2014年第1期，第108～128页。被告辩称，通知的外部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都符合抽象行政行为的特征，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理由是：通知所指向的对象不特定，不仅仅针对董永华或某一个被拆迁人。

本文以居于行政法释义学核心的行政行为概念为中心，在学说—立法—裁判的互动中对此加以考察。早在1988年，江必新法官即提出，因为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不存在障碍，将其纳入受案范围没有理论上的障碍。

法学学说是否、能否和如何有效吸纳和组织这些新内容，是中国行政法(释义)学本土生成的关键。行政诉讼(篇名)5550条，行政诉讼(关键词)3167条。

(52)参见方世荣、李纲：行政行为的分类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第8～14页。周佑勇：《行政不作为判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关于上述规则，在几乎同一时期的公告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几乎有相同的阐述，即行政行为若包含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则是一个可诉的行政行为。⑤前注②，李洪雷书，第12～13页。尽管原被告双方的观点不同，但是双方都以学说上的抽象—具体认知框架来评析和判断具有外在规范形式的行为的属性。[法宝引证码]CLI.C.2903146。

(19)希望通过这样的作业，能够呈现中国行政法释义学的本土生成路径。上述内容针对的对象是特定的，即北苑小区的全部被拆迁单位和被拆迁户。

‘见义勇为民事责任的比较法研究专题，《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3～91页。行政规定篇名133条，行政规定(关键词)416条。

夏书章的加强行政法科学的研究工作(《政法研究》1957年第2期)。(105)参见陈越峰：判例中的法学方法与法治体系建设，《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专题导引。

规制和行政过程冲锋在最前。(34)在贺善征教授署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概论讲稿总则(1～6章)》第五章我国行政机关的管理活动的第二节行政管理活动的法的形式部分，已有抽象—具体行政行为的论述：资产阶级国家把行政命令也分抽象的行政行为和具体的行政行为。(79)使用最为广泛的统编教材，仍然在强调区分抽象—具体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实践中，有些规范性文件中具有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相应部分则不能认定为是抽象行政行为。关于判例研究及其方法，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认识。

(107)在这个过程中，学说的发展需要以判例为媒介，以判例评析为平台展开，从而使新的学说框架在法律职业共同体共同讨论的基础上生成。何海波：公民对行政违法行为的藐视，《中国法学》2011年第6期，第117～132页。

(54) 张树义教授提出的划分标准，受到其时任职于四川省政府法制局的宋晓辉的商榷，他提出，《行政诉讼法》没有采用抽象行政行为这个概念，它不是法律概念，不能够没有依据地引入抽象行政行为这一概念，更不能够以确定抽象行政行为范围的方式来反推具体行政行为的内涵和外延，因为抽象行政行为之外，并非就是具体行政行为。该文还从行政诉讼受案的角度强调区分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十分重要的意义，提出区分抽象行为与具体行为的根本标准系行为所指向的对象是否特定。

实际上，无论是行政法学者、立法者，还是司法者，在行政行为概念及其解释方面，都会考虑它的功能。当事人是否特定，则以拘束内容为标准确定、以是否可统计确定。

以受案范围为关键词，则有5220篇。(102)经过德国行政行为理论的深入研究，她认为行政行为仍然是功能化的体系基础概念。他认为，抽象—具体的分类，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建立符合各类行为的程序制度，不能因为行政救济范围的确定没有取决于行政行为的分类而否定其存在价值。判例的最新发展显示，抽象行政行为这一学说概念在确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成文法解释方面已经基本没有意义，法院在对是或不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判断中，不再以形式作为判断标准，而是看其内容，从权利义务的角度进行实质判断。

(20)参见钟赓言：《行政法(第一编)总论》，载李秀清、陈颐主编：《朝阳法科讲义》(第三卷)，赵晶点校，第49～60页。也不脱离判例进行法学方法论上的抽象解读。

也有的法学书说命令是指抽象的行政行为。(80)叶必丰教授则提出，只要以相对人是否特定标准就能区分。

参见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192～193页。即不是审查《通知》和《答复》，而是审查通过《通知》和《答复》作出的行为。